【钩沉】苏轼对于的信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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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在民间传说中被概括演绎为苏轼与佛印和尚的种种逸闻趣事，增添了很多传奇色彩。而问题在于，苏轼与关系的密切程度。苏轼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徒，他对是带有兴趣的浅尝辄止，还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崇拜？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苏轼与僧人的交往情况 
　　苏轼一生中与僧人交往无数，且其中许多人有名姓可考，有事迹可寻。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详尽论述，在此我们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说明。 
　　维琳，号无畏，与苏轼是生平至交。从苏轼诗中可知，维琳与苏轼为同年生人。并且，维琳的师父怀琏禅师与苏轼及其父苏洵均有交往。杨曾文先生在《苏轼与禅僧的交游》中认为，怀琏是苏轼结识最早的著名禅师，并由此开始真正接触禅宗。因此，维琳与苏轼可以说具有一种同门情谊。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力排众议，邀维琳担任径山禅寺住持，改变了径山寺不接纳外来住持的传统。由此可见苏轼对维琳的信任与厚望。苏轼晚年从海南流放地归来，身患重病，气息奄奄。维琳得知后特地赶来，陪伴苏轼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二人情谊之深，由此可见。 
　　参寥子，名道潜，号参寥。苏轼诗文中常常提及这位参寥禅师，，是苏轼诗文记载最多的僧人。苏轼有首著名的《百步洪》诗，便是与参寥禅师泛舟百步洪时所作。参寥本名昙潜，苏轼在杭州时，爱其诗文，为其更名道潜。苏轼偏重参寥，大约因为参寥善诗，与苏轼同好，二人常有酬唱之作。参寥有诗句云“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为苏轼所赞。后苏轼被贬南荒，参寥遭受牵连，被责令还俗。由此也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了元，号佛印，即民间传说中的佛印和尚。佛印应当是最为人们熟悉的宋代禅僧之一。民间传说中演绎出了许多佛印和尚与苏轼禅机斗趣的故事，其中虽不乏夸张、传奇的内容，但在真实历史中，苏轼也的确常与佛印借助禅机佛理相互调侃谐谑，其事多见于《冷斋夜话》及时人笔记中。苏轼为人喜好幽默调侃，并且是这方面的高手，甚至常有人被苏轼的谑语弄得狼狈不堪。而佛印在这方面与苏轼的性格十分相像，并且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因而两人能够流传下许多逸闻趣事，供后人玩味。 
　　通过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不但与僧人交往密切，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圈子中的重要成员。这些著名禅僧可以接受苏轼为其更名，以及借助行政权力对僧院事务进行干预，可见苏轼在当时的界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事实上，早在杭州时期，苏轼就已因结交众多名僧而得到界的广泛认同。正如参寥在悼念苏轼的诗作中说：“当年吴会名友缁，尽是人天大导师。”可见苏轼与界的密切程度已经可以达到算作其门中人的地步。 
　　2、苏轼的“居士”身份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关于这一“居士”的含义，历来颇有争议。若能确定其为修习者的“居士”，则自然可以非常有力地证明苏轼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信徒。 
　　“居士”原本为用语，专指在家修行的信徒。有时也指有才能而隐居不仕的世外高人。后来，一些文人士大夫为了附庸风雅，也喜欢在自己名号上加上“居士”二字。因此，单从这一名号上无法认定苏轼的徒身份。并且，居士所持戒律较为宽松，且多有可通融遮罩之处，因而从日常行为上也很难判断一个人的居士身份。即便如此，从一些历史细节上，我们还是可以见出一些端倪。首先，苏轼曾在《胜相院经藏记》中写道：“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比丘，即比丘僧，指出家僧人。将比丘与居士对举，可看做苏轼对自己居士身份认同的一个依据。另外，苏轼文《记南华长老答问》中记载，苏轼常穿衲衣，有一次为了见客在外面套上官服。他对南华长老说：“里面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为贱。”而长老回答他：“外护也少不得。”外护也为用语，指在家信众护持佛法的职责。从此段可以看出，当时的高僧也是认同苏轼作为居士的外护身份的。因此，基本可以认定，苏轼在当时是一个公认的信徒。　　

3、其他表现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其他一些事实也可以证明苏轼的信仰。首先是苏轼对家人的影响。这点充分体现在苏轼侍妾王朝云身上。朝云是苏轼晚年的重要伴侣，曾伴随苏轼远黜岭南。朝云是一个忠实的信徒。由于她出身低微，文化水平不高，其对的信仰应当与苏轼的影响大有关系。苏轼有《朝云诗》云：“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将朝云比作天女，而以维摩诘居士自比。又有《悼朝云》诗云：“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可见，苏轼不仅将朝云视为亲密伴侣，甚至有将她看做禅中教友的倾向。 
　　另外，从苏轼对佛法的理解程度和修习成绩上，也可看出其信仰之深。据说在苏轼临终前弥留之际，维琳禅师在他耳畔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可见，苏轼即便再弥留之际，依然保持着对佛理的清醒认识：一时的一念执着，并不能通往西方，甚至恰恰是与的理念相违背的。在这一点的认识上，苏轼甚至超过了身为禅宗高僧的维琳。可见苏轼对于教义的理解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