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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名家名作 | 深切缅怀现代杭州风景园林的奠基人——余森文先生

楼主:中国园林杂志 时间:2020-05-21 16:52:16

  全文刊登于《中国园林》2010年第2期 P47-51


施奠东/原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


余森文先生作为一位革命者,有着传奇的经历。他早年从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逐渐成为忠贞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民主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领导者和学术前辈,他为杭州和西湖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是现代杭州风景园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勇于创新,堪称我国风景园林事业的勇敢探索者;他的造园思想,足可让后人仰慕、品赏。


▲余森文


余森文(1904—1992)先生是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的首届理事长(20世纪50年代的教授级工程师),曾任杭州市建设局、园林局局长、杭州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建委顾问,他对杭州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特别是西湖风景区的保护和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杭州现代风景园林的奠基人。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快1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如在眼前,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儒雅的品格以及对事业的远见卓识和执著追求,仍然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者,令人感佩不已。


余老的一生,分为 2 个时期,前半生,充满着一个革命者的传奇经历;后半生,是一位当代风景园林事业的开拓者和执著追求者。


1 传奇的前半生

1)余老于1904年11月出生在广东侨乡梅县的一个农村贫苦家庭,父母秉承了梅县读书求知的社会风气,弃农经商,以为其筹措学费。


1919年“五四”运动,在梅州中学读书的余森文已受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新思潮影响,民主救国,科学救国,自强自主的进步思想已刻烙在心上。1921年,他到上海求学。1922年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本科(农林科)。1923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同志创办了《中国青年》周刊,余森文接触认识了恽代英,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会议和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当时南京4所大学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筹备小组,有5名委员,余森文是金陵大学的代表,并组织群众,迎孙先生灵柩下葬于紫金山。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余森文和其他学校进步学生在南京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并组织学生罢课,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各界进行示威游行,展开一系列抗争斗争,邓中夏同志为此拨200枚银元作罢工工人生活补贴。当时的反动警察厅开始抓捕爱国学生领袖,镇压学生运动。由于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作为学生领袖的余森文没有被抓,但遭到通缉。学校闻讯后,要将其开除,但因其读书成绩好,不开除学籍,作自动离校处理,后经杨杏佛介绍去广东中山大学继续读书,以领取大学毕业证书。


2)当时广东的革命形势很好,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云集广州。1925年冬天,汪精卫任陈公博为中山大学校长,学生群起反对,全体罢课,余森文又成为闹事学生的领袖,并迫使陈公博未能到校任职。1926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同志来广州参加大会。余森文找恽代英叙旧,恽代英表示,当时革命正需要人,劝他不要再等着领文凭,还是出去参加革命为好,于是余森文接受恽代英的意见,并由恽代英亲笔写介绍信去汕头东江行署,找周恩来同志(当时任行署主任)安排工作。到东江行署时,周恩来同志因外出不在汕头,未能与他见面,他就顺道回梅县探亲,担任梅县师范校长。那时,邓颖超同志来梅县,恽代英的介绍信请邓颖超转交,邓颖超也同意余森文暂在梅县任教。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余森文失去了与地下共产党的联系。但共产党人给予的启蒙教育已在心中点燃,并深深地影响了余森文一生的世界观。


1928年,余森文受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之邀,回到中山大学作助理,当时朱家骅任副校长兼秘书长,朱家骅十分赏识余森文的才能,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1928年冬,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即邀余森文赴浙从政,从此余森文开始踏入浙江政界。


3)1930年8月,朱家骅介绍余森文去上海同济大学任注册部主任。后朱家骅任教育部部长,随即任命余森文为教育部督学。1932年10月,朱家骅调任交通部部长,余森文作为朱家骅的亲信,又被任命为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此时他月俸已400大洋,另有200大洋津贴。在这段时间,余森文曾多次支持和保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掩护救助。广东东江游击队领导人郑天宝在上海遭叛徒出卖被捕,并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余森文冒着危险,通过高层关系,以蔡廷锴的名义最终把他营救出来;一个留日回国的共产党员温湘萍,在安庆被捕,他不怕政治连累,亲自出面担保并将其救出。类似的事情有多起,都是由余森文亲自出面把一批处在被羁押、审讯情况下的地下共产党员解救出来。另外,余森文还曾出资帮助上海的左翼作家创办“思潮”出版社,出版了张天翼、欧阳山等撰写的书刊。


4)1934年,朱家骅委任余森文赴英,作为“中国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驻伦敦专员”,解决中、英之间的电报业务往来问题。余森文途经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国到英国伦敦后,工作较闲,又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行政管理学研究生,继续深造,一年半后,余森文因有高级官衔,故放弃学位,于1935年暑期去莫斯科参加暑期讲习班,他又途经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到前苏联。回国途中再经波兰、德国、法国,渡大西洋到加拿大,由魁北克到美国芝加哥、纽约,再到多伦多、温哥华,经夏威夷到日本东京、大阪,1936年1月回到上海,可以说,他利用这些机会周游了世界,完成了公务,也游历了各国的风景园林及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国的园林风格、流派和艺术珍品,他特别欣赏英国的园林——邱园等,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阅历,并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在国外2年期间,拍摄了大量的风景园林照片,他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些材料以后得到了充分利用,在新中国成立后,杭州西湖建设中得到了借鉴和运用。”


▲邱园


5)1936年1月,余森文回国后,朱家骅要他去同济大学出任教导长兼附中主任。当时,同济大学正处在学生罢课闹学潮时,余森文入校后,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进步要求,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了闹学潮的学生,使他们一个都未被开除,但结果他自己被调走。朱家骅将余森文调至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经济委员会任职。其间余森文还抽空回上海,组建“引擎”出版社,出版进步刊物《现世界》,主编是钱俊瑞,供稿者是当时政界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胡愈之、田汉、千家驹等。《现世界》发行到第4期就被国民党查封,后余森文去南京周旋后启封,刊出15期后,仍被封停。“引擎”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革命、进步书籍数十种(新中国成立后,钱俊瑞来杭州,告诉余森文,参加《现世界》的同志都算作参加革命工作,所以“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余森文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1936年算起)。


6)1937年2月,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邀余森文同到浙江,余森文被委任为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丽水)。1938年4月,余森文到武汉,经朱家骅推荐,被任命为国民党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被分在民众运动组。当时,政治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同组的有邓颖超、郁达夫等人。余森文曾多次聆听周恩来的讲话,深受鼓舞和启发。1938年10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调任余森文为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随即赴广州。


▲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暨全体委员留影

(1951年,余森文为后排左起第8位,余文治提供)


7)1938年10月,余森文代理广东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一职。他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在他身边聚集了10多名忠心抗日的斗士和共产党员,因此,遭到过追查和排斥。当时,省主席李汉魂联合白崇禧、张发奎3人联名电呈蒋介石,要求将余森文调离广东。但蒋介石要利用矛盾,认为余森文是书记长,敢于和李、白、张3人抗争,应该重用。为此,蒋介石还曾接见余森文,示意书记长要掌实权。


在一系列变故后,朱家骅对余森文有了看法,关系产生了裂痕,朱家骅对余森文说:“要不是多年同我的关系,你早就投靠共产党去了。”此时,黄绍竑从重庆回浙江,途经韶关,劝余森文回丽水当专员,当余森文尚在犹豫不决时,找了当时的广东共产党负责人古大存同志,古大存劝他换一个环境,这才使他下决心去丽水。


8)1939年9月,余森文回到丽水,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民生日报》,自任社长,办报方针为“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余森文在丽水任上,又利用自己的职务,掩护、营救了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当时有人反映,丽水专署成为进步青年的保护伞。


9)1946年4月,余森文调任温州专员。在温州期间,正是国民党抓紧实施在浙南清剿行动的时期,省主席沈鸿烈在温州召开绥靖会议,沈鸿烈一走,余森文就把会议的记录和清剿计划以及温州地区各县自卫队兵力部署、枪支弹药驻地等绝密文件交送共产党的浙南特委,浙南特委及时作出了部署,使清剿行动失败。当时表面上还打着“国共合作”的牌子,因此,那时抓来羁押的地下党同志,余森文还敢于将他们放出去,特务控告他,追查他,余森文用遁词一一化解,余森文说,在温州2年,近乎“赤膊上阵”,他实际上成为这个时期共产党在浙南最大的“内线”。


1947年夏天,余森文利用在杭州开会的时机去了上海,时任上海局统战部长的张执一同志专门找他谈话,要他隐蔽好自己,又要他继续配合“浙南特委”。国民党情报机关认为,余森文是朱家骅派的人,没有怀疑他与地下党有联系


10)1947年冬,上海局根据形势,要余森文千方百计调去浙西,为打通皖南到上海的交通线作准备,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从美援中拨款筹建新安江水电站,美方专家点名要调用能讲英语的余森文,这样余森文于1948年春调任新设的浙西第四专区任专员,成为共产党求之不得的事。


1948年10月,水电站告吹,余森文回到杭州,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告诉余森文,他的入党申请已经在1月份经中央批准,并要他做同济大学李国豪的工作,要他安心留在上海,不要去台湾。余森文为此几次前去做工作。


1949年4月27日,当时杭州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伪市政府一片混乱,伪市长俞佑民要将杭州市的一批重要档案资料带走,其中包括全市的地籍图册等。通过余森文与徐雄飞的密商,设谋将那份图册及其他一些市府的档案保全了下来。


4月29日,余森文得知5月2日国民党人员将撤到钱塘江南岸,2日晚上要炸毁钱塘江大桥,并得知实施炸桥的是省府工兵营,工兵营的营长曾是他的下属,与他关系很好,工兵营的队伍是他原来在丽水多年的人马,于是余森文冒着风险找到营长杨长兴,并做好直接负责炸桥的人的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和紧张的工作,最后决定将炸药从铁路钢梁结构转到公路桥面,不炸要害,5月3日下午2:30,解放军从西湖方向进入市区,此时大桥区传出爆炸声,而大桥钢梁安然无恙,仅公路桥面被炸了个洞。1989年放映的电影故事片《智保钱塘江大桥》,反映的就是以余森文为原型的参与保护大桥的地下斗争情况。


5月6日,谭震林同志来到杭州,5月7日,派车接余森文到军管会会面,余森文本想汇报解放杭州的情况,谭震林一见到他,就抓住他的肩膀说:从此以后你就不要怕了,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了。并派余森文在军管会任秘书,协助秘书长吴宪接管杭州。余老曾说:“个人有了信仰,什么名利都不考虑了,我在国民党营垒里工作将近20年间,我始终如一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团结在党的周围,直到我入党。”从以上经历中可以看到,余老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党的启蒙教育,从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爱国进步国民党人,逐渐成为忠贞的共产党人,在风云际会中为民主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一般进步人士难以做到的特殊贡献。作为革命志士,他的上半生充满睿智和魅力;作为学术前辈,他的风雨经历在我国风景园林界是绝无仅有的。


2 开拓现代西湖风景园林的后半生

杭州解放后,百废待兴,城市建设更要有专家来筹划。1949年6月后,余老作为阅历中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及革命者就任工务局副局长、建设局局长。同时,还受命筹建浙江省民革,1955年杭州市政协成立,任首届副主席,以后历任杭州市园林局局长、杭州市副市长、省政协常委、省建委顾问等职。1956年,他作为中国园林代表团4人组成员之一(团长汪菊渊先生),参加在英国召开的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成立大会,重返英国。余老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全力倾注于杭州的城市建设,特别是西湖风景园林的保护和建设,为保护和建设西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湖山秃水塞,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是一片残败破碎景象,作为主管负责人,余老终日为西湖的恢复而奔走筹划。


1)着重抓西湖的治理,恢复生态环境。1949 年,湖水深仅0.55m,1950年冬,气候干旱,西湖除湖中心少量有水外,一片干涸。时适值陈毅同志来杭,谭震林同志提出请上海支援。陈毅同志答应帮助解决一部分经费。1951年初,余老随同谭震林去上海,由他把疏浚计划交给陈国栋同志,陈国栋随即答应由上海选3个(2大1小)挖泥船送给杭州,这对经济困难的杭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1951年把治理西湖作为城建项目列入基本建设规划,市政府建设局成立疏浚西湖工程处,负责筹划。1952年开始试挖,1958年完成,挖出湖泥720万m3,这是西湖1 0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疏浚治理工程,西湖从此恢复水波荡漾,挖出的淤泥堆填了环湖低地洼塘,以此新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西山花圃等公园绿地,苏堤、白堤、湖中三岛也经过填土加固。


2)绿化荒山,绿化西湖。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湖的山地呈荒山秃林景象,沿湖四周已基本荒芜,严重影响西湖的风景和水土保护。1949年7—8月,杭州市政府成立仅2个月,谭震林同志就决定把省属西湖林场划归杭州市,由余老布置新辟苗圃,积极育苗,并发挥和利用章绍尧等一批科技人员的作用,同年冬开始绿化荒山荒地,并实行封山育林,省领导还于1951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杭州的经验。10年植树3 000多万株,到1959年,西湖4 000hm2山地及环湖四周已基本呈现郁郁葱葱的景象。同时,风景区的主要道路及两侧30~50m的林带都绿化起来。可以说,杭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将山林及环境绿化起来的城市,为以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筹建植物园、花圃。1953年,在余老的积极谋划下,开始在玉泉一带筹建杭州植物园。当时有人主张玉泉为文教区,要建浙大新校区,余老坚决不同意。以后由谭震林、江华、刘丹(原浙大校长)及余老4人赴实地考察,最后拍板,玉泉一带230多hm2用地建植物园,青芝坞以北30m外为新浙大校址。1954年,中国科学院派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先生来杭州指导选定园址。余老还特请当时在浙江农学院任教的孙筱祥(晓翔)先生主持分类区规划设计。余老亲自提出植物园的8字方针——公园外貌、科学内容,杭州植物园作为中国园林系统第一个植物园,从选址、建园方针,到规划设计、园林艺术,无不渗透着余老的心力。


▲余森文(右)与著名植物学家陈封怀(中)、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左)在一起(1986年)


植物园建成后,其独特的风格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许,也成为以后国内新建植物园的范例。余老去世后,我们根据他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植物园的大树下,让他长眠在为之日夜牵挂的绿荫丛中


4) 建设和恢复了一大批公园和名胜古迹。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湖的名胜古迹大多名存实亡,或者残破不堪,一些文物建筑濒于坍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5年,在余老主管西湖期间,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历史遗存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恢复修建,如三潭印月、六和塔、灵隐寺等得到了保护性修复。西湖十景中的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景点,本着传承历史文化但又有所发展创新的原则,开创成新型的公园景点,成为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到1965年,西湖风景区已成为国家接待外国元首的重要参观游览点,开放的风景点达60多处。


5) 主持编制第一个杭州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秋,余老到北京,找到时任建工部副部长的周荣鑫同志,要求派前苏联专家来杭州帮助编制杭州《城市总体规划》,其后,前苏联专家穆欣很快来杭,帮助指导编制《杭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并绘制了《总体规划示意图》,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这个规划的基本点是以西湖为中心,对环湖路到湖边的333多hm2,拟建成“环湖大公园”,明确规定在此范围内的原有建筑,只拆不建,对可以保留的建筑物,逐步改造成游览服务设施,并严格实施控制。因此,尽管这个规划在城市性质定位上存在缺陷,但至今对西湖保护上的强制性规划要求仍具有指导作用,为保护西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6)坚持对风景区实行管理严格、养护及时的方针。由于余老熟悉欧洲社会的管理方式,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杭州的具体情况,对于西湖山林的管理,改变原有的属地管理模式,改为由市园林部门实施统一的严格管理,并且制定了一套山林、水体、公园的政府法规、规章和办法,有效地保护了绿化成果,防止了乱砍滥伐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还制订山林修枝疏伐管理办法,通过森林的合理抚育,解决当时农民的切身利益,使西湖农民的生活和炒茶用柴以及翻修房屋的部分木材得以解决,获得社会环境效益和农民经济利益的双赢。西湖山林和西湖绿化能在10年时间取得显著效果,和余老提出的一套管理办法是分不开的。


余老对园林的养护特别重视,提出“养护及时”以及提高质量和水平的具体要求。因此,在总结前期园林绿化养护经验的基础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杭州就制定了一套养护管理的技术规范、分级标准、养护月历等技求,使得西湖公园景点的养护管理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严格管理、养护及时,是余老的治园经典,这在国内业界也是领先的。


3 我国现代风景园林领域不知疲倦的勇敢探索者

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历,已显出余老的睿智和才华;在风景园林事业上,由于他阅历中外,纵览古今,使他能纵横捭阖、 高屋建瓴地提出意见并执着地实施。对西湖风景园林的恢复建设,特别是对公园景点的建设,他提出既要传承西湖的历史文化,又要吸收西方造园艺术,特别是英国园林艺术的一些手法,大胆创新,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园林”。他强调园林的创新精神,倡导采中西方园林艺术之长。所以,他一开始就站在那个时代园林的高地上。可以说,他是我国当代风景园林领域中创建“新园林”的探索者,特别反映在花港观鱼公园和植物园分类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正是在他总的规划方略指导下,由才华横溢的孙筱祥先生所设计的2个作品,丰富了我国园林艺术的内涵,开创了一代新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考验,至今仍然可称作园林的经典之作。余老的建园思想,特别提出崇尚自然,向大自然学习,强调要改善生态环境,并致力于植物建园。在他主持工作期间,西湖的公园、景点很少大搞建筑,首先注重植物造景。公园的大门十分简朴,园地不设围墙,不种规则式的行道树、绿篱,强调西湖风景的自然生态,这显然具有时代的前瞻性。他晚年发表的2篇学术论文《城市绿地与居民生存环境》(1986年《中国园林》第3期[1])和《园林植物的配置艺术》(1984年《建筑学报》第1期)就是他建园思想中最基本的理念的反映。


余老在繁忙的工作期间坚持论文写作,即使到晚年,在视力严重衰退、近乎失明的情况下,仍为西湖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论著,观点鲜明,极有见地而富有创新。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在1989年专门整理编辑了《余森文园林绿化论文集》,收录了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的条目“杭州西湖”等文章,其中《从杭州城市景观看西湖高层建筑》(1986年《建筑学报》第10期)、《孤峰犹照夕阳红》(1984年5月23日在西湖南线风景区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等,反映了他对西湖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1983年,由浙江省科协组织18个省级学会对浙江普陀山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进行考察,他以80岁高龄,带团到现场踏勘,不辞辛劳,并发表指导性意见,亲自审阅考察报告,使刚刚成立的风景名胜区在保护建设中少走弯路。他还以年老之躯,登上还未开发的临安海拔1000m的“千亩田”,冒雨徒步5000多m进入桐庐幽深的峡谷白云源考察风景区,提出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意见。


4 高尚的品格,堪称学界楷模

余老为人刚正、磊落,一身正气,在杭州的城市建筑和西湖风景园林保护建设中一直保持着敢于直言的风格,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竭力反对把杭州建成重工业城市,反对在西湖周围建设污染环境的工厂;在80年代,他反对在环湖建高楼。余老对事业执著,对科技人员又十分爱护和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保护了许多科技人员,使他们减轻政治压力,放心工作。


余老是从历史的大风浪中走过来的人,胸怀豁达,对自己的生活极为清廉自守,怡然淡泊。在生活上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不要求特殊待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蒙受了冤屈,但他从不改变对共产党和事业的信仰,以一个老党员和老革命者严格自律。晚年,他仍住在70多m2 普通的单元住宅,房内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家具也非常陈旧,老伴长期瘫卧在床,自己眼睛失明,生活境况十分窘迫,但他仍然乐观以对,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前,仍然以少有的超然物外、儒雅从容的风骨对待即将走完的人生,令人敬佩。


余老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不灭,永远在西湖的山水间闪耀着光辉。



参考文献


[1] 余森文.城市绿地与居民生存环境[J].中国园林,1986(3):1-3.

-End-

《中国园林》新媒体部

  编辑 | 吴会  李旻

排版 | 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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