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话局 对于建筑景观城市设计师,出国深造是否合适

本期不确定话题的三位侃爷，按出场顺序：

王斯旻

康奈尔大学 建筑硕士

蒋梦予

东京大学 城市设计硕士

戴安琪 Dylan

伦敦格林威治大学 建筑学士

王斯旻：大家好，这里是不确定话局的第一期，本期的主题非常的关乎大家的设计人生。在整个建筑景观城市设计不算景气的今天，出国留学这个决定变得异常的纠结和艰难。

惨淡的就业，和国内差强人意的设计教育，让更多的同学考虑出国深造，可出国能让大家学到什么？带来什么？出国带来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高高的开销，真的能够对大家的设计人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出 or 不出，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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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的话局中，三位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的过来人，将会在不一样的高度，对这个不确定的问题，试图给出自己的思考。

蒋梦予：大家好

戴安琪 Dylan：大家好

王斯旻：感觉像深夜访谈的节奏。

戴安琪 Dylan：我真的是深夜...好棒....

王斯旻：出国其实大家首要关心的，是求学过程会是怎么样，会学到什么，会锻炼到什么。如果按照出国的时间顺序区分，出国前的决定和思量肯定是第一步。那我开始，讲讲我当时的动机。

我那时候动机其实很单纯，就是想出去看看，当时本科的时候选择交大联合学院，与密西根大学联合的，就是为了出国方便一些，出去看看这件事儿对于我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因为其实专业都不是确定的。我当时学的是土木，但是我感觉我研究生也许就会换专业。出国对于我是个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大平台的决定。

戴安琪 Dylan：你当时是几几年出去的？

王斯旻：我当时08年大三出去的，看了场北京奥运会飞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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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予呢？

蒋梦予：我是2009年出去的

戴安琪 Dylan：08，09那会的留学生好像还没现在这么多？

蒋梦予：日本其实一直都很多

王斯旻：从民国时期一直都很多对吧←_←

蒋梦予：因为民国时候日本不要签证，而且和今天一样相对来说便宜一些。民国时候的留日学生有很多想搅动时代的有意思的人，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早期，在上海的报刊杂志投一两篇讲东洋内容的文章，就可以抵东京一个月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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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琪 Dylan：留日派和留欧派在民国还有旷日持久的骂战。

蒋梦予：但是成分组成一直慢慢在变化。

戴安琪 Dylan：留学的目的和环境改变了吧。

王斯旻：其实美国每年都有递增趋势，06年那会，美国才承诺放弃自911以来的对中国留学生的配额限制，自此去美国留学成了井喷的态势。

戴安琪 Dylan：06之前有限制？

王斯旻：是的，06之前是配额制，每年有多少留学生去美国是计划好的（计划经济既视感），所以很多时候签证官要拒掉相当一部分人。

梦予，你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什么？

蒋梦予：我是因为生了点病，两次高考基本都没办法好好复习。而且因为之前会一些日语，所以找了个日本的大学的自主招生，算给自己找了个后路。挺落魄的开始，不然家里的见解和我自己的见解都是本科不出国的，人生的转变节点很多时候都是不本意的。有时候很多事情都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就那么发生了。

王斯旻：梦予已经开始感慨人生，Dylan呢？

戴安琪 Dylan：那时候我高二，当时是为了学服装设计。我好像比较明确，很早就打算出来了，大概考完高中就在准备。

王斯旻：那为什么很早就打算出来？

戴安琪 Dylan：因为从小学画，学设计是比较明确，大概是觉得国内设计专业不够好，性格也不适合高考和应试教育，我初三的时候家人就放弃了让我好好考大学的念头了。我自己也赞同家人的看法，自己特别想出去看一看，搜了很多学校的资料，查了课程，基本都是自DIY，然后就来伦敦了。

蒋梦予：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常听人说“大概是觉得国内设计专业不够好，性格也不适合高考和应试教育”，而往往本科出去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国内的设计教育和设计业界，在对整个都不大清楚的情况下，是怎么做出的这个判断？

戴安琪 Dylan：服装设计不像建筑，当时国内好的学校就北服、东华、央美、清华、国美，但是作为艺术生考这几所太困难了。

蒋梦予：所以本质还是这个，我之前就发现真相或者说本质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戴安琪 Dylan：对，要求的能力与提供的资源不相称。

王斯旻：同意，教育资源过于集中。

戴安琪 Dylan：是，我用同样的努力，在不同的国家得到的教育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斯旻：而且高质量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形下，相对弱一些的教育资源又弱的不是三两条街...

蒋梦予：能考上985、211的人，综合能力固然好。做建筑师或者设计师大多数人也能很优秀，但是其实要做一个好建筑师，并不见得非得达到清华同济的高考标准。

戴安琪 Dylan：是的。

蒋梦予：我知道一个哈佛GSD毕业的同乡。他现在在日本的竹中工务店设计公司工作，他本科是浙江的一个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然后大二转学去了美国的佛吉尼亚理工好像是，后来研究生申请上了GSD。他的能力很好，思维程度也足够深入。

竹中大工道具馆 http://www.takenaka.co.jp/

我就想，一个优秀的人，有能力的人的范围在中国远远超出名校的要求的高考成绩所能涵盖的范围。

王斯旻：凯诺的学生里经常有这种故事，今年就有一位是二本学校而申中GSD的学生。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对于目的的考量比起咱们那个年代更加复杂，本质上讲，出国的目的都是追求更好的发展，或者追求更好发展的机会。原来这个机会是确定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就是有更好的机会。但现在，这个“更好的机会”变成了仁者见仁的事儿。有些人移民了，发现西方有玻璃天花板，有些人读完回国，发现还不如在国内实践几年，有些人干脆不出去，在国内自己努力几年，比同时出国读还有成效。现在出国这个事儿变成了围城，外面的想往里面进，而里面的未必过得舒服。

早十几年，国内和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机会是不可比的，现在渐渐可比了，就会需要有更多思考。

蒋梦予：了解信息的第一语境非常重要，隔着很远抽象化的看待意义都不明其事。

戴安琪 Dylan：这个问题，在很多欧洲大陆的学生身上更明显。因为生活和学习环境和预期的差距非常大。

比如很多来伦敦的朋友，对伦敦的幻想是欧洲的中心，大都会。来了以后被城市的景观所震惊，与我们当时想象中的大都会和“现代化西方”的区别太大。去了意大利、荷兰、德国的就不说了，特别是东德：生活消费高、居住环境差、交通不够便捷，总之就是不够“现代化”。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欧洲的现代语境，出现了很大的落差。

蒋梦予：日本倒是足够的现代化，这些问题倒是来日本的同学们会得到比预期还要高的满足。

戴安琪 Dylan：而语言、一开始交际圈子的限制，导致了无法很好的探知这边的社会环境。

伦敦是一个种族多样化，生活层态复杂的城市。但是因为结构的复杂化，如果你不尝试融入本地的生活，很多地方是不会知道的，是隐藏的。用国内已有的认知在伦敦生活，会很痛苦。

http://www.forosperu.net/temas/asi-quedo-mancora-despues-de-ano-nuevo.838402/pagina-3

在伦敦，老师会不断的鼓励你使用这座城市的资源，挖掘其生活价值，如果不主动的去探知，会被老师骂“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现在我都有点怕听到这句话。会恐慌，会想是不是又蜷缩在安全范围之内了。

但我发现这个情况在亚洲会好很多。

王斯旻：亚洲我不太清楚，但与英国比起来，其实对去美国留学的同学来说，我觉得预期应该不会有太大失落。整体教育质量和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研究水平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可能在一些学校会有，比如说如果学校并不是很知名，或者在一些比较大众的专业，最终发现还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混。

在美国很强调个人奋斗，学生努力的找资源，找方向的明白人和学生浑浑噩噩的在屋里打游戏，会产生极大区别，进而带来极大的留学观感的不同。我朋友里也有浑浑噩噩然后怪罪美国没有提供足够机会的，其实是自己挫罢了。

电影《美国队长》系列剧照

戴安琪 Dylan：具体是怎样的？

王斯旻：美国很强调个人奋斗，这也是美国梦的核心，所以很多情况下机会需要自己找来的，所以对于浑噩的同学，他们所感受的留学就是那些课程和课程的同学老师，自己的圈子没什么变化，课程来说差别也不会特别大。而对于积极的同学，研究，资源，社团，竞赛，组织，会比课程本身带来多百倍的锻炼和帮助开启未来的方向。

www.archdaily.com

比如说我，我本科三年级刚到美国的时候关注纯课程的东西多一些，参加的活动并不多，那时候我有心理落差，因为我觉得上的那些课还不如我在国内的课程深度大，花了这些时间也没有觉得自己突飞猛进。但到了大四，我进入了两个研究组，也开始忙转专业的事儿，就觉得如果要比做事儿的深度，在美国的经验还是很有益处的。而到后面，我有了转专业的机会，进而找到各种资源和研究促成这件事儿成行，也感谢这个平台，没有不必要的限制，创造出个人奋斗的可能。

所以统计学上讲，出国留学这件事，“期望 Expectation”和只在国内其实差距持续缩小，但是“方差Variance”特别大，这是我在美国的感受。

蒋梦予：因为来日本的和去英美的人群太不同了，所以我都很难用Dylan和斯旻的这些评价标准来讲同样一件事情。Dylan说在亚洲留学会比较适应，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因为日本是一个很不欢迎多元的社会。虽然在体制上做了很多有利于多元的设置，但是然并卵。

虽然老师不会管你是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日本的社会环境，所处的人群的从众压力，会迫使你所有按照日本的规矩来。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喜欢集体一致，不欢迎很个性化突出的国家。日本有一个俗语叫“比较长的那根桩子会招夯”，意思和我们的“枪打出头鸟”一样。所以会不断有人来教育你，你这个规矩不符合日本的规矩。（即使没有给别人造成困扰）

举个例子，在日本，几个留学生互相讲中文，日本人就会觉得很不好。

戴安琪 Dylan：其实英国老师也会说，不要和同一个国家的人混在一起。我记得CJ有一次骂中国学生“就是因为你们老在一起讲中文所以英文这么差”，把学生吓死了...

注：CJ LIM是UCL非常有名的老师(paper architect)。

www.bartlett.ucl.ac.uk

www.e-architect.co.uk

王斯旻：这点美英很像。

戴安琪 Dylan：我觉得英美这边不会管你私人生活的事情，但是对学术上的事情非常介意。

蒋梦予：英国老师是从学习的角度说的，我说的都是日本的同学同伴说的。，尤其是老师不会像这么指责，但是同学什么会在意一些私人上的事情。

王斯旻：所以你们经历的学术上的教育都满足期待了么？尤其是咱们三位都是去的相当不错的学校这点来看。

蒋梦予：满足不满足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日本很多学校的建筑教育的基础不如国内，深度不如英美。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还不满足，至少日本的建筑教育还是满足我现有能力的，只能这么说。

戴安琪 Dylan：是否满足很难讲，因为价值观发生了转向，所以前后的期望是不一致的。

王斯旻：要不咱还是先讨论学术，虽然我对Dylan在英国改变的三观充满好奇。

戴安琪 Dylan：说到学术，举个例子，我一开始学服装设计是非常应用性的设计科目，我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时尚行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我希望通过设计去研究文化，关系的需要，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转向了。由“设计什么东西”到“想搞清楚事件的背后是什么”，虽然感受非常模糊，但是已经发生了价值观的改变。现在我不敢说我有能力做一个纯粹的理论学者，但是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探索会是我一直努力的大方向。

英国让我明白很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世界不是由我们观看的现象本身构成的，也和我们本来存在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其中我离开中国以后，了。同时，在英国文化的语境里我也是一个闯入者，是客体，世界文化的复杂性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了。世界的复杂性，存在的精神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之中。这件事让我觉得很迷人。

重要的并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我要“体验”怎样的生活。

蒋梦予：其实我觉得以一种工作或者学术上的理想为终生追求，那可以讲就是学术的。像那些日本的职人工匠，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也是学术的。

所谓不学术的生活就是没什么明确的要做什么的追求。能安逸度日就行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这样定义对不对。

戴安琪 Dylan：是的

王斯旻：虽然自己的方向也许不会是纯学术研究，但我对二位说的很有共鸣。

我也来说说学术这块，就我接触的国内设计学学生来看，我觉得康奈尔的教育是超出我的期待的。我一直觉得之前的教育没有把我的脑力经历用到极致，而康奈尔的教育让我觉得足够烧脑和足够挑战，这个是我的直接感受。

当年第一学期期中之前，学校机器坏了，把我的右手拇指给冲断了，带着石膏，系个鞋带都要20分钟，然而还是忍着痛撑过来了，最终的设计竟然还在那个Studio拿了A，回想起来真是挑战极限的一段日子。这个体验让我面对什么事儿的时候总会想起一句话：当年都过来了，现在这点事儿还会是问题？

当然，也会有混日子的人存在，而美国学校大部分在研究生阶段也不会真正去淘汰什么人，所以也是有这些人存在的土壤的。

看了大家对学术的认知后，不知道三观会有怎样的改变，说说吧。

戴安琪 Dylan：我想，不甘于“获得”物件的人生，看尽可能的复杂性，这是英国教给我和“三观”改变的笼统之说吧。

还有就是帮我意识到我以前生活的意识是被构建出来的，认知方法、对事物的看法，这很容易操控。而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做的是无时无刻的抵抗这种构陷，这也是很重要的。而抵抗意识形态的“构陷” 需要你有一个判断标准和回归的“基点”你才能抵抗，可是理论上来说这个基点一直在变、且不存在，那么如何抵抗呢？就是允许无限可能性的多元价值与我交流，大概就是这样。

蒋梦予：老实讲，我的三观是自我构建的，来源于我感兴趣的一些人，。我懂日本的环境，但是他对我影响有限。我基本上是让自己和要灌输给我的东西对等的相处，所以一直是一个站在理解的高度去看这个事情的关系，而不是无奈的盲从于从属。可以说是一种对于这种压力的“抵抗”，所以我基本没被日本改变什么三观。

戴安琪 Dylan：“抵抗”的习惯也是一种影响吧？

王斯旻：梦予，你觉得你要抵抗的是什么？

蒋梦予：我觉得这个“抵抗”可以归类为Critic Thinking，一般人只能看到日本社会呈现出的各种规矩的表象，大多数日本人一生都是按照一个程序走下去一样，很乏味。但是我有时候不从属于那些规则或者即使从属于那些规则，也是类似于看透了这些规则的究里是什么，然后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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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Dylan说你刚到英国，完全不是你之前接触到的那个语境，但是我是可以在日本人的语境中去对应这些。所以看起来很多留学生的完全基于不理解的抵制或者基于表面理解的盲从都很可悲。

戴安琪 Dylan：我觉得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环境和优越性和容易规劝和引导外来者靠拢，试图成为一样的人，但是欧美完全是相反的。

伦敦真正的现代性表现在他，人口组成的复杂以及文化的多元。其中英国人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没有人和第二个人是一样的。外来者各自自得其乐的生活，如果以特别想要和他们一样，反而会被排斥，因为“不同”已经成为了常态。

但是伦敦这样复杂的环境，也很容易造成留学生群体的孤立和交际圈狭窄，毕竟“做自己”有时候比“成为他人”更困难。

王斯旻：这点美国和英国比较像。

蒋梦予：是么？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生圈子居然会很孤立？

戴安琪 Dylan：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学校一个PHD跟我说 “其实我们学校所有的老师，你看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所有人都非常有钱，家室显赫或者有的人是贵族，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穿的跟捡垃圾一样或者奇奇怪怪的？因为比起看起来奇怪，他们更害怕和别人一样。”

这种被迫的寻找自我，很多适应了国内环境的同学都做不到。其实这种显现不只在留学生，其实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来看，非常明显。

王斯旻：对，像中国城，唐人街，唐人村这样的。其实，孤立这件事儿很容易选择，也就成了很多人很多时候的选项，毕竟跟中国人在一起，说着家乡的语言，喝着家乡的酒，是最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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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琪 Dylan：对，就是我们说的“Comfortable zone"。我在读fashion的时候，学校中国人比较多，也是这样的。后来的学校，当时五个年级就两个华人（算我在内） 被逼出来的。

王斯旻：当然，如果个人愿意打破这种孤立，寻找更广阔世界，也很容易被鼓励，和不难实现的。孤立和融合这个是一个很相对的事儿，所谓相对，也是我到美国之后慢慢转变认识的一点，一是对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追求和尊重。原来这种想法很混沌，而且有些集体主义倾向，但现在我觉得集体的最好表达，首先是对个人的尊重。二是Critical Thinking，也是我在美国锻炼出来的，之后也形成了习惯，没有权威正确，凡事需要从不同立场思考，表面的目的和背后真实目的的不同和批判，现在已经融入生活。

说了这么多，发现其实去哪个国家看来都可以带来很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下，很多的常识和背景音似的文化上的或者理念上的东西，出国以后都跳脱出来，变成可以思考的可以评价的可以批判的东西。

比如从新闻联播上看世界是一种方式，翻墙出去看世界是一种方式，在美国看世界是一种方式，。媒体，历史，话语，立场，综合起来看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跳脱。这种跳脱我觉得也是建立所谓“国际视野”的开始。

那么在职业方面，你们设想过没有，如果是在国内，和比起在国外，你们会经历怎样的不同？

出国这段经历会带来什么变化？在职业方向的选择和准备上。

戴安琪 Dylan：在国内我大概会非常的急切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现在我接触很多国内的创业者或者专业圈子，我觉得大家都很急切，有时候会感到压迫感。

但是先在的我会比较焦虑，比起好的工作和创业，我会先搞清楚我想研究什么，最关心的是个体生存和社会性群体的境遇。因此我会选择更和我关心的社会议题有关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建筑，比如今年GAP Year我很可能会去NGO做田野调查。

王斯旻：我同意Dylan的想法。

在美国的话，我们圈子里的人可能也会有所焦虑，焦虑美国的工作也不好找，焦虑是不是抽的中工作签证，焦虑是不是转行，焦虑即使抽中了工作签，是否应该为大公司效力那么久，焦虑什么时间回国...

其实由于工作签抽签的缘故，现在中国设计师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为这个焦虑加上了一点催化剂。

我觉得我的美国圈子的焦虑表现在，大家都有很多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不完美，都有很多岔路，有风险，而且需要牺牲。

蒋梦予：可我觉得你们的这些焦虑或者迷茫都是有所思考和选择之后才会出现的。

留日的同学大多根本没想这个，像我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来日本都倾向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留下来。日本还是好留的，因为日本要求就是大家听话，从众，不要不一样。

王斯旻：真是很不一样的氛围。

蒋梦予：具体之后怎么样，看阶层和学术氛围。

略微学校好一些有想法一些的同学会说以后想回国，但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怎么回国，回国怎么干这件事。所以结果来说，大多也不回去就留在日本了。

而最近也有些回国的日本留学的同学，也是不思考不了解，甚至对国内最近建筑不景气的事情都不知道一样，都是回国找工作才发现问题。

戴安琪 Dylan：我接触的日本留学生不多，但是很奇怪的是，大部分来英国的日本留学生都说“绝对不想回去”。

王斯旻：Dylan你那边回国的多么？

戴安琪 Dylan：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英国不需要抽签，相对比较好留。

读RIBA PART2或者PART1的，80%会留下来工作几年再回去，读一年硕士的基本上都回去了。但是这两年找工作情况好像也不容乐观，留下来的80%，有一半是打算工作满五年，拿了PR回去，剩下的人基本上就是定居这儿了。

王斯旻：跟同学们解释一下PR是什么？

戴安琪 Dylan：PR是永久居住权，拿了这个基本上就是换英国身份了，想干嘛都行。

dodge.uwex.edu

但是比起英国的文化氛围，英国的建筑工作环境相对来说非常固化！

王斯旻：固化怎么理解？

戴安琪 Dylan：我举个例子，比如福斯特就是金字塔管理(因为需要签证，所以必须去大公司)。

王斯旻：嗯，美国也类似，因为签证而选择大公司的比较多，很多时候不是你喜欢大公司，而是只有大公司能够帮助你留在美国，所以你会发现，你在一个号称自由的地方，连换工作都是不自由的。

戴安琪 Dylan：作为外国人，升迁相对比较慢，做到高层的可能性比较小。

王斯旻：玻璃天花板应该在国外都存在。

戴安琪 Dylan：对，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所以其实最后定居英国的建筑师，很多相反更倾向于安稳的生活节奏。

王斯旻：那我说说美国这边情况吧，很复杂。有找不到工作回国的，有抽不上签证回国的，有找到工作留下的，有找到工作辞职美国创业的，有找到工作但长期留不下回国的，有找到工作辞职回国工作的，有找到工作辞职回国创业的，总之你排列组合，每种都有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确，有种说法，现在最不安分的都回国了，不是很有手段和运气的留不住也回国了，留下的有许多是想过踏实日子的，或者想不安分但暂时没胆量抛弃自己已经得到的去做决定的。

fortheloveofwanderlust.com

www.cnbc.com

另外，美国的焦虑还在于绿卡。走设计方向不好拿，拿了也不好办，全球征税，三个月必须回一次美国。

戴安琪 Dylan：这两年的毕业生，也有很多急着回国创业的，也是焦虑，非常害怕...

王斯旻：话说回来，其实咱们这波设计师都还年轻，谈到出国留学对人生的长期影响还有些早，但是你们是否可以推断出一些长期的影响与大家分享呢？刚才提到的三观方面其实就算是这个范畴了。

我先来抛砖引玉吧。对于我来讲应该会一直处在不停的焦虑和思考中，因为周围当时出国的同学有太多的选择和太多的分岔路，他们的分岔路会是我人生过程中不断的参照系，当参照系变得异常复杂，你必将多想，多想就会有焦虑。

然而与此同时，不同的参照系也会无形中给你打开各个大门，让你能够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路越走虽然可能越复杂，但无疑也越走越宽了。

蒋梦予：我觉得要想的，但是不要想太细，因为细节会随着经历积累而变化。但是自己还是要有一个轴线，不能因为看到有些很成功的人他们当初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就得出明确的指向目的和方向不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些成功的人如果当初有一个好的计划，其事可能会更加成功，而随机的东西有该到的概率也有失去的概率。

戴安琪 Dylan：很多成功的人之所以会说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因为自身足够坚强，Hard core构建的非常扎实。

http://blogs.cornell.edu/arch5302sp15/2015/03/21/stanford-anderson-architectural-design-as-a-system-of-research/

王斯旻：那肯定的，设计师都需要有一个硬核Hard core。因为，我觉得出国对形成我的硬核Hard Core是有很大帮助的，也让我有了个更大的软核Soft Core。

另外梦予，我并不觉得“很成功的人他们当初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也没觉得“明确的指向目的和方向不重要”，我觉得HardCore要硬，Soft Core要大要软。

戴安琪 Dylan：大旻说的和我所想表达的差不多。

举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很多学生模仿他的风格，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学他视觉的表达方法，这跟他的作品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学不到他一半。之所以会学不到他，是因为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个人经验的表达，都来源于他非常坚信的某一种经验或钟爱的生活回忆，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图面表达与个人内在的“Hard core”从来都不是割裂。

我的建议是:给自己多一点打开的空间，理解外部新的社会价值，给自己多一点和世界交谈的机会吧！讲的比较抽象...

蒋梦予：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成功人士”在自己的叙述中讲到他们当年的随机性，他们也并没说不重要，但是很多年轻的同学会这么理解。

王斯旻：所以，大家的硬核Hard Core是什么？

蒋梦予：做一个有创造性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我想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事情。可能是因为自己能力不是那么高，所以如果去做一个螺丝钉，很可能做不了多久会金属疲劳坏掉，做不好。

戴安琪 Dylan：目前来讲，我的Hard Core，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两件事，学术上来说就是空间精神分析和场所体验。之所以会是这两者，前者来源于我个人的经验，精神世界的缺失和欲望链条的不同其实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外界认知的差异，这就是从内在到外在的链接。由“自我”到了“他者”，由个人到了空间场所 ，当我们从“自我”的驱壳里尝试向外走的时候，就走到了建筑，景观，城市，社会的空间里，那些看似抽象的情感，欲望，爱，其实才是我们生活的主轴。这是我的一个Hard Core。

另外一个Hard Core和前一个是由个体到场景的过度关系,也来源于我个人对回忆中场所和氛围的迷恋。我们研究的建筑，建筑理论，建筑历史，多是由建筑师的身份所展开的“观看”。而我迷恋的世界与“构建”以后的建筑形态差异太大，我迷恋的是“场所”是“某时某地”，借我朋友的一句话来说“真实的历史就是柴米油盐，爱恨，死亡是温情，血腥，浪漫和无耻；是初夜，出轨，出恭，出殡。”，真实生活的缺席，是建筑主题的缺席，我希望把这些欲望的历史，想办法带回建筑学的话语当中。所以我目前所有的工作都会围绕这两件事展开，比如我研究文化隔离，，城市建设如何毁掉市民生活，空间欲望，其实都是想不断的在这些事情中，展开对自我的探讨和扩展外部的认知，也就是我说的“体验”。

王斯旻：我看设计这些年，其实越来越坚定一件事儿，“设计师是下一个上帝”（上一个是工程师），可是通往上帝之路，并不是我曾经以为的有追求的好设计能够解决的，而是体制和协作机制所决定的，设计界的协作机制和商业模式与一百年前没有本质变化，而如何见证甚至推动这种变化的到来，是我所愿意努力的方向。

Hard Core硬核，是作为设计师不能改变，坚定不移，不能妥协的部分，可以是设计追求，可以是思路方法，可以是职业理想，可以是对世界的思考方式，而Soft Core软核，是不断吸收，不断改变，不断调整，不断学习的部分。

戴安琪 Dylan：对，并不存在永远静止的内核。

王斯旻：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有时间机器，让你回到过去，给出国前的自己说说话，你会愿意建议他们走出国这条路么？咱们模仿下这种情形下会说的话？

蒋梦予：会，一定要出去。

戴安琪 Dylan：会的，大概还会跟自己说：“快点走出去吧，不要害怕，不要留恋，也不要计算成本和生活的落差。但是也要看管好自己的内心，万一碰到任何过不去的坎，也不要被锁死在自己的内部。最有意义的事情，一直在你生活的环境里，在自己之外。”

王斯旻：出去和不出去，走多远走向哪，其实重要也不重要，你不知道你的每个决定后面放弃了什么，你也很多时候意识不到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能意识到的是你的内心，需要坚强，需要开放，有时候欢快的走着就可以了，看看风景，想想前路，不必要在乎这个风景是否最美，因为美其实关乎内心。

最后的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戴安琪 Dylan：感谢。

蒋梦予：￣o￣ . zZ

| 编辑 | Lynn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