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求解苗族古文字之谜

求解苗族古文字之谜

文 | 李锦平

苗族是我国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国内外均有分布，国内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重庆、海南以及湖南、湖北等地区。据统计，我国的苗族人口超过了900万，是仅次于汉族、壮族、满族、回族之后的第五大民族。苗岭山脉和武陵山脉是苗族的主要栖息地。据专家考证，苗族与曾经的“三苗九黎”一脉相承，最早起源于长江和黄河中下游一带，后经五次大迁徙而散布于西南各地。

苗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时至今日，苗族文化研究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其中，苗族古代是否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如果有，这些文字又是怎么失传的，诸如此类的苗族古文字之谜一直是苗族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大迷思。

苗族到底有多少个支系，历来众说纷纭。划分标准不同，支系名称及其数量也不同。如过去一些学者根据各地苗族服饰的主要色彩将苗族划分为白苗、花苗、黑苗、红苗等，有些学者根据苗族妇女头饰分为歪梳苗、长角苗等，有的地方则根据苗族妇女所穿裙子的长短分为长裙苗、中裙苗、短裙苗等。但从语言上来讲，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方言。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对苗族划分，则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支系。

如果要深究苗族古代是否有文字，那就得看苗语三大方言中，是否共同拥有“文字”一词的说法。说来也巧，尽管苗族三大支系现今都分散于西南各地，彼此联系不多，但在三大方言中，都有自己的读法，并且都是同源的。“文字”一词，东部方言叫“ndeud”、中部方言叫“dud”、西部方言叫“ndeud”，读音近似于古汉语的“牍”，但这些都不是汉语的借辞。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苗族古代应该曾有文字。

苗族口传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流传至今的许多口传经典都认为古代苗族有文字。如流传在苗语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史诗·溯河西迁》中就说到，祖先们在迁徙过程中，来到了“五条江水冲一处，九河汇作一江流”的南萝地方，不知怎样才能把文字带过河去，“急傻了的苗家人，文字用牙咬，咕噜吞下肚，才靠心头来记事，凭心记账到如今，愁啊愁啊愁煞人”。又如在黔东南苗族口传经典《贾理》中记载：远古时候，水牛原本是没有牛角和牛璇的。当苗族开始迁徙，在过黑水河和白水河时，苗族经书不慎被打湿了，负责掌管经书的长老只好把打湿的经书放在河滩上晒太阳，水牛这时不小心失蹄，踩踏了这些经书，文字再也看不清楚了。于是长老们都很生气，为惩罚水牯牛的过失，在过鼓藏节时，要杀牛来给祖宗赔罪，还给牛安上牛角和牛璇，以示惩罚。

△ 苗族口传经典苗族《贾理》   李锦平  供图

以上两则传说，不仅告诉我们，苗族历史上曾有文字，而且还说明了文字丢失的原因。

在贵州南部，横亘着巍巍苗岭山脉，这条山脉的最高峰是雷公山。环雷公山区域一带是国内苗族主要的聚居区之一，这片区域苗寨众多，大大小小的苗寨星罗棋布，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就坐落于雷公山脚下。

雷公山上有一处平地叫雷公坪。雷公坪风景优美，有很多文化遗迹，最著名的是“点将台”和“苗文碑”。“苗文碑”于20世纪30年代被人发现，但所含意义至今仍无人破解。有人说它是苗族失传的古文字。据《雷山县志》记载，该碑前筑台三层，用青石砌成，高2米，宽1.5米，已损毁。上世纪80年代，该县文物管理所收集到几块予以保存。县志有其文字拓片图，共28个字，其中有4个字残损。

关于此碑上的文字，坊间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雷公山周围一带的苗族是古时溯都柳江而上，经古州（今贵州省榕江县）而至雷公山定居，碑刻上的文字就是苗族先民祭天盟誓立碑以志。。1855年，张秀眉、，后来曾长期驻扎于雷公坪，并修建“点将台”，立下该碑，曰“秀眉碑”。再一种说法是此碑由诸葛亮所立。诸葛亮七擒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后，为宣扬汉蜀亲扶、和睦的民族政策，用苗文刻立该碑诏示天下。

据专家考证，雷公山上的雷公坪“苗文碑”上的文字，笔力古朴、遒劲，颇有汉魏风骨，与汉字比较相似。至于是什么内容、写于何时以及是何人所写，则无从考证。因此该碑上的文字也被当地人称为“无字天书”。

△ 雷公山苗文碑“无字天书”  李锦平 供图

施秉县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当地苗族都喜欢唱“开亲歌”，这些歌因为镌刻在树木之上，因而得名“刻道”。

“刻道”也叫“刻木”，当地苗语称为“kheik det”，“kheik”为镌刻之意，“det”为木头之意。“刻道”分三面刻符号，每面匀刻符号九格，共27格符号，每格符号以横、竖、叉等组成，详细记录了苗族婚仪中的礼数，忠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古代苗族“姑舅表婚”的历史遗迹。因“刻道”上的符号富含丰富的苗族文化信息，有刻木记事的作用，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至于它是否就是苗族古文字，尚未定论。2006年，，“刻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刻道”     李锦平 供图

湖南城步县是一个苗族人口聚居较多的县。在该县丹口镇陡冲头村，20年前就有人在山中发现了许多刻满“天书”的大石块，这些“天书”似篆非篆，似图非图，似画非画，似汉字非汉字。这些“天书”有的耸立在高高的田坎上，有的横卧在草丛中，有的被高深的灌木遮掩，有的已风化但隐约可见石面上写满文字……类似于这样的石块城步县前前后后发现了200多块，但这些石块上的文字是否就是失传的苗族古文字，一直被人们所争论。

2016年11月，、民族、民俗、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就苗文摩崖石刻群专门举行了论证会。专家认为，这些石刻文字内涵丰富，与当时生活在城步县的苗族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联系紧密，就是苗族曾经失传的古文字。

△ 城步摩崖石刻     李锦平 供图

20世纪末期，外国传教士进入川黔滇一带进行传教。为了方便当地苗族信教群众读懂，1904年10月，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传教的英国人柏格里（Samuel Pollard）同苗、汉知识分子杨雅各、张武、李斯提反等人一道，使用部分拉丁字母和一些记音符号，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为“坡拉字母苗文”（俗称老苗文），用以翻译《》，记录苗族民间故事、诗歌以及记事、通讯等。这种文字，至今仍在使用。

△ 柏格里老苗文

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炉山县（今贵州省凯里市）旁海镇传教时，，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一种“注音字母苗文”，用之翻译宗教读物。

△ 英国传教士胡托创制的注音字母苗文

清末民初，湘西苗族诗人石板塘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制了一种“方块字形苗文”。

此外，在抗日战争时期，乾城（今湖南吉首）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苗语为基础，创制了一种“速记苗文”。同一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在贵阳任教时，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了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但是，这些苗文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得到普及和推广。

△ 石板塘“方块字形苗文”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雷山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7年第1期）